用26年的岁月面见死亡
26岁的小莉 (化名)，研究生毕业，生病前活泼开朗，工作能力很强。她生命最后一段路，很少说话。一次我去探望她，其母亲一边看着小莉，一边小心翼翼地对我说：“等小莉这次病情控制了，我带她去海南玩，她可喜欢去海南玩了。”这位母亲是在与我说话，却是说给小莉听。小莉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又一次我去探望小莉，她母亲仍小心翼翼地对我说：“我们不需要她上班，不需要她挣钱，她陪我说说话就可以，或者就静静地在我身旁。”小莉仍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小莉可能就是不想说话；她也可能一直想不通，她26岁为什么要面对生死。对她来说，生活的所有可能才刚开始，却要面对生死。
这让我想起2011年去台湾学习时，石世明老师曾分享的小刚 (化名) 的故事。小刚是处于生命末期的一位大学生，生病后一直很抑郁。一次，石老师询问小刚是否愿意把自己目前的心路历程分享给来病房学习的大学生听，因为他的心路历程对大学生会有很大帮助。小刚同意了石老师的建议。一段时间的经历分享过后，小刚对石老师说，他准备好了。意思是说，他现在不怕面对死亡了。
对于小莉，我们当时似乎没有找到让她也可以说“准备好了”的那条路。
用39年的岁月面见死亡
39岁的任老师 (化名)，因肿瘤而腹痛难忍，却不愿意使用镇痛药物。任老师生病期间，尽管宁养工作人员建议她服用镇痛药镇痛，这样晚上可以有个好的睡眠。但她认为，孩子才6岁，如果服用镇痛药，便是对肿瘤的一种妥协，她不愿意这样向肿瘤妥协。显然，对于任老师，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她像一个与疾病和死神搏斗的战士，从疾病确诊到她生命终点的时间太过短暂，短暂到她不愿意面对死亡，或者说这是她直面死亡的一种方式。
用57年的岁月面见死亡
57岁的高老师 (化名)，退休后一直帮儿女带孩子，确诊肿瘤后就绝食，也不愿意说话。一次我去探望高老师，趴在她的耳朵边轻声告诉她，我想和她聊天。我对她说：“我问话，您可以不回答，但如果我说对了，您点一下头，可以吗？”高老师同意了。我于是问：“听您的好朋友说，您一直是一个爱帮助别人的人。现在您生病不能照顾自己，您怕拖累您的儿女，对吗？”高老师点了点头。我于是又说：“如果您一直不吃饭，有一天离开了世界，您认为不拖累儿女了，真好！但您的儿女一生回想起您来，想到您这样做，他们是感到更欣慰，还是感觉到更不安呢？”这时，有泪水从高老师眼角悄悄流下。
用82年的岁月面见死亡
82岁的解阿姨 (化名) 确诊为肿瘤，她一直说：“我不想这样活着，想安乐死，但中国没有安乐死；我想自杀，怕孩子受不了我自杀。这样生活太拖累儿女了，他们工作那么忙。”一次，解婆婆与义工聊天，谈话中多次诉说很担心有一天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成为儿女的负担一直是解婆婆特别担心的事情。我们一直提醒解婆婆也鼓励其儿女经常向她表述：“儿女小时候，您从来没有认为儿女是您的负担，现在儿女也绝不会认为您是他们的负担。您要允许儿女像您对他们小时候那样对待您。”解婆婆因担心老伴一个人在墓地孤单，她把老伴的骨灰一直放在她的房间，打算去世后，让儿女再把她与老伴一起下葬。我们宁养工作人员让她画24节气图，她欣然答应，一边低声说，她生命还有没有那么长时间可以把24节气图画完。解婆婆不怕面见死亡，她只是在面见死亡的路上，自身价值无处安放。
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岁月里面见死亡，不同的岁月里有面见死亡所要完成的不同任务。安宁疗护人在照护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直面死亡时，所给予的帮助也应该是不同的。
备注：配图来自杨奕娜的画作，源自笔者向其描述病人的场景而创作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