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孙瑛从事临终关怀的第13个年头。她所在的临终关怀团队仅6人，服务的病患已近6000人。十几年来，在她手中走过的病人有3000多个。她说：“死亡是人生最后一次成长，我的工作就是和他们一起去了解，死亡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孙瑛原本是一名老师。2001年，李嘉诚基金会在全国铺开临终关怀计划，上海对接单位新华医院正式设立宁养院，由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共同组成的临终关怀团队就此成立。某一天，院长对孙瑛说，你去做社工吧。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当时不止是我一窍不通，所有人都不知道社工是什么，以为和做思想工作的差不多。”
一方面是无知，另一方面是压抑。“原来天天和学生们一起，又年轻又快乐，现在面对的人没有一个是活下来的，落差特别大。”
刚开始的两三年，孙瑛唯一的感觉就是累。他们采取居家服务的方式，“没有专门病房，病人都是在家里”。每天清晨，孙瑛早早就颠簸在路上，一个上午服务4个临终患者，每人家中呆半小时，遇到特殊案例，再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进行特别关照。
比起医生，社工更多的是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倾听和陪伴是孙瑛的主要工作，“去听患者的忧虑、他放不下的东西，他对未名的恐惧。”
关乎灵性的沟通最难。在国外，灵性通常和宗教挂钩，宗教解释了死生的大问题，国内则不然。后来，孙瑛有了自己的理解：“中国人没有纯粹的宗教信仰，但我们还是有信仰的，对善的认识或许是和灵性最接近的部分。灵性微妙地渗透在生活中，你让一个人的灵性平安下来，他就走得平安。”
面对老年的临终患者，孙瑛通常采取生命回顾法，与患者回忆往事、寻找生命价值，帮他们放下心结，获得灵性的平安。曾经有一位老人患癌自杀未遂，孙瑛前往探望，老人说，自己没用了，自杀才是善待子女，不添麻烦。“我拿了个大蒜和他说，阿爸，你现在就是大蒜的棒，看上去没用，但子都在周围，你拔出来蒜就散了。”老人没接话，但之后再无自杀的举动，平安离世。“更多时候你无法改变太多，可是一旦能对他们造成一点触动，就特别满足。”
作为舶来品，临终关怀在本土化过程中面临多种适应。除宗教差异，传统文化对死亡的忌讳也影响着临终关怀的实行。加上死亡教育缺失，多数人只有在不得不面对时才会和死亡打交道。如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师刘勇所说：“虽然中国人有生死观，但我们根本不懂如何谈论死亡。”
谈论死亡不止是临终患者的困扰，更是家属的课题。一位接受采访的年轻学生谈起陪伴患癌亲人的场景：“大舅过世前有一次我陪着他，两人相对无言。他突然问我，外面这么多摩天大楼哪来的？我顿时愣住。他做了一辈子医生，要离开了却关心起从未注意过的东西，关心世界是怎么来建起来的。然而我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事实上，许多临终患者关注的问题都与本源相关：我从哪里来？我会去到哪里？这个社会怎么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试图探讨这些问题时，家属往往无法应对。对家属的哀伤辅导是孙瑛工作中的另一重要部分：哀伤辅导包括帮助家属照顾患者、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个人社会生活的回归；其中，如何陪伴临终患者正是国内亟待教育的一块。“死亡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家属必须学会怎么去陪病人。我所做的就是让彼此放开去谈，和他们完成生命里最后关头的成长。”
近日，上海市加快临终关怀步伐，计划三年内实现临终关怀服务全市覆盖，这也意味着对该职业认可度或将提高。我国目前有100多所临终关怀机构，从业者近千人，他们如同生命旅程最后的守护者，尽可能使病患有尊严地达致安详死亡。身为其中一员，回想初入行的艰辛，孙瑛付诸一笑：“已经习惯了，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所有工作都得有人做。有人问我怎么坚持下来的，我想这份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自我成长。我的灵性、我对生命的态度，都因为这份工作彻底改变。”
编辑：复旦大学 黄一菡 指导：孙玮
